“宰相须用读书人”与“异论相搅”
据宋人《刘贡父诗话》记载：
太祖欲改元，谓宰相等曰：“今改年号，须古来未有者。”时宰相以“乾德”为请，且言前代所无。三年正月平蜀，蜀宫人有入掖廷者，太祖因阅其奁具，得鉴背字云“乾德四年铸”，大惊曰：“安得四年所铸乎？”出鉴以示宰相，皆不能对，乃召学士陶谷、窦仪，奏曰：“蜀少主曾有此号，鉴必蜀中所铸。”太祖大喜，因叹曰：“作宰相须是读书人。”自是大重儒臣矣。
此事也载于《宋史·太祖纪三》《长编》等。《长编》卷七所载较《刘贡父诗话》稍详，云：
上初命宰相撰前世所无年号，以改今元（乾德）。既平蜀，蜀宫人有入掖廷者，上因阅其奁具，得旧鉴，鉴背有“乾德四 年铸”，上大惊，出鉴以示宰相曰：“安得已有四年所铸乎？”皆不能答。乃召学士陶谷、窦仪问之，仪曰：“此必蜀物，昔伪蜀王衍有此号，当是其岁所铸也。”上乃悟，因叹曰：“宰相须 用读书人。”由是益重儒臣矣。赵普初以吏道闻，寡学术，上每劝以读书，普遂手不释卷。（原注：此事不知果何时，既无所系，因附见收伪蜀图书法物之后。）
世人大都以为此宰相即赵普。因上述记载，与宋朝“崇文”国策关系甚为密切，故每为后人所引用发挥，但细析文句，其中颇有些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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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太祖登基时建年号曰建隆，至四年改曰乾德，再至六年改曰开宝。史载改建隆四年（963）为乾德元年在是年十一月甲子，是日“合祭天地于南郊”，并“大赦，改元”。而此时宰相为范质、王溥、魏仁浦三人，次年正月三人罢相，赵普方擢拜宰相。然而此三人中仅魏仁浦出身“小史”即小吏，范质、王溥二人皆进士出身。范质于后唐长兴四年（933）举进士，历直史馆，授翰林学士，后周广顺初拜宰相。“初，质既登朝，犹手不释卷，人或劳之，质曰：'有善相者，谓我异日位宰辅。诚如其言，不学何术以处之？’”王溥于后汉乾祐间中进士甲科，亦历官翰林学士，后周广顺间拜宰相。“溥好学，手不释卷，尝集苏冕《会要》及崔铉《续会要》，补其阙漏，为百卷，曰《唐会要》。又采朱梁至周为三十卷，曰《五代会要》。有集二十卷。”史称“质以儒者晓畅军事，及其为相，廉慎守法。溥刀笔家子，而好学终始不倦”。显然应属宋太祖口中所称誉的“读书人”，如说其竟然不知此前不久的前蜀后主王衍时曾用过“乾德”这一年号，显属不可信。而且宋灭后蜀在乾德三年（965）初，然后宋太祖在宫中发现铸有“乾德四年”年号的铜镜，却至乾德六年十一月才改元开宝，显然其所用年号与前代相同，并非宋太祖将“乾德”改为“开宝”的主要原因。
由于乾德二年以后赵普独相十年，故宋太祖当时所询问者即赵普。据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云卢多逊素与“赵韩王（赵普）不协，韩王为枢密使，卢为翰林学士，一日，偶同奏事，上初改元乾德，因言此号从古未有，韩王从旁称赞。卢曰：'此伪蜀时号也。’帝大惊，遂令检 史，视之果然。遂怒，以笔抹韩王面，言曰：'汝争得如他多识！’”叶梦得所言显含传闻之讹，此时赵普实已拜宰相，而非枢密使，且“以笔抹面”，也属夸张。但可注意的是当时皇上言“乾德”年号“从古未有”，赵普“从旁称赞”，据《刘贡父诗话》所言，当时宋太祖“出鉴以示宰相，皆不能对”，则其所示者，当非赵普一人。当时宰相赵普，参知政事薛居正，枢密副使李崇矩、王仁赡，李崇矩、王仁赡二人属武官，薛居正虽在后唐时“登第”，但与赵普相似，乃以“材干”闻名。宋太祖之感喟，当由此而发。因此，宋太祖乃有劝赵普“读书”之说，而赵普“遂手不释卷”。
宋太祖感喟“宰相须用读书人”，似还与此前发生的一件事相关。即乾德二年正月，范质、王溥、魏仁浦三人罢相，数日后任命枢密使赵普为宰相，李崇矩为枢密使。然此时二人任命敕书“乃无宰相署敕，上（太祖）时在资福殿，普因入奏其事，上曰：'卿但进敕，朕为卿署字，可乎？’普曰：'此有司所行，非帝王事也。’乃使问翰林学士讲求故实。陶谷建议，以为：'自古辅相未尝虚位，惟唐太和中，甘露事后数日无宰相，时左仆射令狐楚等奉行制书。今尚书亦南省长官，可以署敕。’窦仪曰：'谷所陈非承平令典，不足援据。今皇弟开封尹、同平章事，即宰相之任也。’上从仪言”。唐朝以同平章事为宰相正式官名，但使相官衔中所带的同平章事乃属荣誉称号，不参与宰相事务，然在名义上仍视同于宰相。故作为权宜之计，开封尹赵光义即可以同平章事的名义代行宰相之事权，在敕书上“署字”。与陶谷的建议“非承平令典，不足援据”相比较，窦仪显然更识大体，故大得天子赏识。
宋太祖于陈桥兵变“黄袍加身”以后，为使政局平稳过渡，留用后周范质等三位宰相，但罢去范质、王溥二人参知枢密院事。当时，国家军政机事大体掌于枢密院，而宋太祖命心腹赵普以枢密直学士，李处耘、王仁赡以枢密承旨执掌枢密院职事。范质等三宰相因其本为前朝旧臣，所以与新朝天子相处、议事行政不免时有尴尬。
范质为人廉洁刚介，“时号贤相”，宋太祖尝称誉：“朕闻范质居第之外，不植资产，真宰相也。”然宋太宗“尝对近臣称累朝宰相，以为循规矩、重名器、持廉节，无出质之右者，其所不足，但欠世宗一死耳”。对于这位曾仕前朝而被留用的宰相，宋太祖、太宗的评价是很高的，而“但欠世宗一死”之断语，确实击中了范质一生之隐痛，“稍存形迹”的范质年仅五十四岁就病卒，临终前“戒其子旻以毋请谥，毋刻墓碑”，当皆与此有关。
赵普虽然为宰相多年，但出身“文吏”、被天子“每劝以读书”，显然不属宋太祖宣称“宰相须用读书人”之“读书人”。据载宋太祖当时确有起用“文儒之臣”为宰相的意图。史载窦仪“清介重厚”“学问优博，风度峻整”，故“太祖屡对大臣称仪有执守，欲相之。赵普忌仪刚直，乃引薛居正参知政事。及仪卒，太祖悯然谓左右曰：'天何夺我窦仪之速耶！’盖惜其未大用也”。按窦仪卒于乾德四年（966）冬。然宋人又有记载道：
窦仪，开宝中为翰林学士，时赵普专政，帝患之，欲闻其过。一日召仪，语及普所为不法，且誉仪早负才望之意。仪盛言普开国勋臣，公忠亮直，社稷之镇。帝不悦。仪归，言于诸弟，张酒引满，语其故曰：“我必不能作宰相，然亦不诣朱崖，吾门可保矣。”既而召学士卢多逊，尝有憾于普，又喜于进用，遂攻普之短，果罢相，出镇河阳。……多逊遂参知政事，作相。
这则记载传播甚广，窦仪忠厚刚介，不落井下石，亦符合其平日为人，但推究其事却是假的，因为开宝年间，窦仪早已谢世，不可能被天子召见来议论赵普的短长。据《宋史·陶谷传》，当时陶谷为翰林学士，“与窦仪不协。仪有公望，虑其轧己，尝附宰相赵普与赵逢、高锡辈共排仪，仪终不至相位”。可知窦仪终于未得“大用”，实与宰相赵普的排挤有关。因此，有学者以为宋太祖宣称“宰相须用读书人”，只不过是表示“一种导向”而已。
宋人笔记中又有一则记载称，“周世宗尝欲以窦仪、陶谷并命为宰相，以问范质，质曰：'谷有才无行，仪执而不通。’遂寝其事”。陶谷其人，“强记嗜学，博通经史，诸子佛老，咸所总览，……为人隽辨宏博，然奔竞务进，……闻达官有闻望者，则巧诋以排之”，有记载说当初“太祖将受禅，未有禅文，谷在旁，出诸怀中而进之曰：'已成矣。’太祖甚薄之。尝自曰：'吾头骨法相非常，当戴貂蝉冠尔。’盖有意大用也，人多笑之”。貂蝉冠指宰相的官帽，其渴望拜相之欲望展露无遗。对于陶谷终未拜宰相的原因，宋人尝云：
国初文章，惟陶尚书谷为优，以朝廷眷待词臣不厚，乞罢禁林。太祖曰：“此官职甚难做？依样画葫芦，且做且做。”不许罢，复不进用。谷题诗于玉堂，曰：“官职有来须与做，才能用处不忧无。堪笑翰林陶学士，一生依样画葫芦。”驾幸见之，愈不悦，卒不大用。
又魏泰《东轩笔录》也载此事，然文字稍异：
陶谷，自五代至国初，文翰为一时之冠。然其为人倾险很媚，……太祖虽不喜，然藉其词章足用，故尚置于翰苑。谷自以久次旧人，意希大用。建隆以后为宰相者，往往不由文翰，而闻望皆出谷下。谷不能平，乃俾其党与，因事荐引，以为久在词禁，宣力实多，亦以微伺上旨。太祖笑曰：“颇闻翰林草制，皆检前人旧本，改换词语，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，何宣力之有！”谷闻之，乃作诗，书于玉堂之壁，曰：“官职须由生处有，才能不管用时无。堪笑翰林陶学士，年年依样画葫芦。”太祖益薄其怨望，遂决意不用矣。
此事也颇为世人所引用，但“建隆以后为宰相者，往往不由文翰，而闻望皆出谷下”云云，却非事实，因为自宋初至开宝三年（970）陶谷卒，其间新拜相者仅赵普一人，而据《宋史·陶谷传》，陶谷实“附宰相赵普”者。乾德二年初，赵普拜相。凭借天子的信任，赵普“独相凡十年，沉毅果断，以天下事为己任，上倚信之，故普得成其功”，始终执掌 中枢机构，尽力辅佐天子，襄理国事，为子孙后代创制“法度”：“及其当揆，献可替否，惟义之从，未尝以勋旧自伐。偃武而修文，慎罚而薄敛，三百余年之宏规，若平昔素定，一旦举而措之”。南宋初大臣吕颐浩也曾对宋高宗曰：“臣尝见太祖皇帝与赵普论事书数百通，其一有云 ：'朕与卿定祸乱以取天下，所创法度，子孙若能谨守，虽百世可也。’”因此，宋人每视赵普为“佐命功臣”“社稷臣”，是宋太祖治理天下不可或缺的左臂右膀。《长编》卷九开宝元年十月甲戌日记事，充分揭示了宋太祖对赵普的宠信：
屯田员外郎雷德骧责授商州司户参军。德骧判大理寺，其官属与堂吏附会宰相，擅增减刑名，德骧愤惋求见，欲面白其事，未及引对，即直诣讲武殿奏之，辞气俱厉，并言赵普强市人第宅，聚敛财贿。上怒，叱之曰：“鼎铛犹有耳，汝不闻赵普吾之社稷臣乎！”引柱斧击折其上腭二齿，命左右曳出，诏宰相处以极刑。既而怒解，止用阑入之罪黜焉。
压下臣僚的控告以示对宰相赵普的宠信，然后轻责雷德骧以开臣僚敢言之路。对此，《宋会要辑稿·礼》四七之二评论道：
以判大理寺而敢于言大臣之短，不惟养日后敢言之风，亦可以无大臣专权之祸。汉高祖闻萧何多买田宅之污则有械系元勋之辱，此汉一代所以有诛戮大臣之祸。我太祖闻赵普擅市人第宅之事，则有鼎铛有耳之责，此本朝所以有进退大臣之礼。
也因此故，《宋史·赵普传》“论曰”即如此评论太祖与赵普的关系：
自古创业之君，其居潜旧臣，定策佐命，树事建功，一代有一代之才，未尝乏也。求其始终一心，休戚同体，贵为国卿，亲若家相，若宋太祖之于赵普，可谓难矣。
其所谓“贵为国卿，亲若家相”者固然不假，但云“始终一心，休戚同体”则是过誉了。世事总是盛极而衰。随着赵普为相日久，其“事权之重，闻于中外”。史载赵普为相，“尝设大瓦壶于视事阁中，中外表疏，普意不欲行者，必投之壶中，束缊焚之。其多得谤咎，殆由 此也”。魏泰《东轩笔录》也称“祖宗朝，宰相怙权，尤不爱士大夫之论事。赵中令普当国，每臣僚上殿，先于中书供状不敢诋斥时政，方许登对。田锡为谏官，尝论此事，后方少息”。田锡为谏官，在宋太宗朝。但赵普在宋太宗时第二次拜相，其与宋太宗的关系颇为微妙，故无论如何也不敢要求“每臣僚上殿，先于中书供状不敢诋斥时政，方许登对”，此类事只会发生在宋太祖朝赵普独相期间。赵普的专权自用，终于招致天子的忌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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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宋代史籍刻意宣扬的赵普“得君”不同，宋太祖在“倚信”的同时，也颇为注意防范赵普“专权”。当然，宋太祖对赵普的防范，与宋初其他政治疑案如“陈桥兵变”“斧声烛影”一样，在宋代文献中大都被刻意掩饰，仅有零散记载，且不无讹误之处。仔细辨析各种史料，可见宋太祖对赵普的防范，主要是通过其所倚重的原幕府成员 控制的枢密院来施行。
宋太祖一朝，据《宋史·宰辅表一》，新任枢密院长官者计八人，其中五人为宋太祖旧日幕僚，枢密院实权始终掌控在宋太祖“旧臣”之手：
建隆元年八月，枢密直学士赵普拜枢密副使。
建隆三年十月，赵普擢升枢密使，召宣徽北院使李处耘任枢密副使。
乾德元年九月，李处耘罢职；二年正月赵普升拜宰相，宣徽北院使李崇矩擢任枢密使，即以枢密承旨王仁赡充枢密副使。
乾德五年正月，王仁赡罢官；二月，召西川转运使沈义伦为枢密副使。
开宝五年九月，李崇矩罢枢密使。六年八月，赵普罢相；九月，沈义伦拜相，判三司楚昭辅继任枢密副使，直至太祖末年。
开宝九年二月，宣徽南院使曹彬拜枢密使。
赵普、李处耘、王仁赡、沈义伦、楚昭辅数人皆为宋太祖昔日幕府成员。赵普自枢密使升拜宰相以后，“参总庙权”，“大小之务，尽决于公”，而作为其副手的参知政事吕余庆诸人“但奉行制书，备位而已”。然而宋太祖却同时授任其他“旧臣”为枢密使副，从而始终将枢密院的实权控制在手，由此形成有宋一代中书、枢密院“遂号为两府，事权进用，禄赐礼遇，与宰相均”的局面。由此之故，宋太祖对两府大臣的营私结党颇为警惕，太祖旧日幕僚之间当亦由此而政争不绝。
赵普与其他昔日幕僚的矛盾，大抵首先出现在其与李处耘之间。史载赵普为枢密直学士时，李处耘为枢密承旨，当赵普擢升枢密使时，李处耘擢任枢密副使。此后不久，即乾德元年初，宋廷以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，李处耘为都监，率军南平荆湖。是年九月，李处耘因故责授淄州刺史。李处耘被贬责的背后，即有赵普的因素。
李处耘之外，曾同为宋太祖昔日幕僚的赵普、王仁赡之间关系亦不睦。宋人龚鼎臣《东原录》载：
蔡君谟说：艺祖尝留王仁赡语，赵普奏曰：“仁赡奸邪，陛下昨日召与语，此人倾毁臣。”艺祖于奏劄后亲翰，大略言：“我留王仁赡说话，见我教谁去唤来？你莫肠肚儿窄，妒他。我又不见是证见，只教外人笑我君臣不和睦，你莫殛恼官家。”赵约家见存此文字。
据《宋史》等记载，乾德二年（964）春，赵普自枢密使拜相，王仁赡官枢密副使；是年十一月，王仁赡以行营都监统军出征西蜀，但因所为不法事，于五年初罢官，直至开宝末才重被任用，而赵普已于开宝六年罢相。故据龚鼎臣所云，推断赵普专横干涉天子召见“旧臣”谈话，当在王仁赡罢官之后的开宝年间，而两人交恶可能就在王仁赡任枢密院长官时；然而宋太祖明知赵普、王仁赡两人有隙，却仍“留王仁赡说话”，从而引起赵普激烈反应。此后太宗太平兴国七年（982）春，已判三司近十年的王仁赡“以政事与僚属相矛盾，争辩帝前，仁赡辞屈”，责授右卫大将军。而在前一年的九月，正好赵普第二次拜相，其间恐不无关系。
又史载开宝五年（972）七月，“三司言仓储月给止及明年二月，请分屯诸军，尽率民船以资江、淮漕运，上大怒，召权判三司楚昭辅切责之，……昭辅皇恐，计不知所出，乃径诣开封府，见皇弟光义泣告，乞于上前解释，稍宽其罪，使得尽力营办，光义许之”，遂令其幕僚陈从信画策，“具以告上，上悉从其言。由是事集，昭辅亦免责焉”。楚昭辅早岁与赵普同在刘词幕府，并约同时进入赵匡胤幕府，在陈桥兵变中同建功勋，应与赵普渊源颇深，但此时有难，却径赴开封府求助，可见其与赵普关系亦是不佳。据《宋史·楚昭辅传》，楚昭辅于开国初为军器库使，建隆四年权知扬州，“使江表。还，命钩校左藏库金帛，数日而毕，条对称旨。开宝四年，帝以其能心计，拜左骁卫大将军、权判三司”。可知在乾德及开宝前期赵普得势之时，楚昭辅的官爵并无明显擢升，而当赵普遭天子忌疑之际，遂被任用。开宝六年九月赵普罢相，楚昭辅即被擢任枢密副使。
以“清介醇谨”著名的沈义伦，似没有与赵普龃龉的记录，但由赵普罢相而沈义伦自枢密副使超拜宰相，以及太平兴国七年赵普排挤掉宰相卢多逊，而沈义伦亦因与卢“同列，不能察觉，诏加切责”而罢去宰相上分析，沈义伦当亦与赵普不合，至少不相亲近。
由上可见，在赵普独相十年间，作为天子“旧僚”而先后任枢密副使的李处耘、王仁赡、沈义伦、楚昭辅四人，虽无史料证明李、王、沈、楚四人曾相互结党，但确实皆与赵普关系不佳，李、王二人还遭到赵普明显的打压。而曾任参知政事的吕余庆、刘熙古二人，其与赵普关系如何，史无记载，然《宋史》本传称吕“重厚简易”，刘“性淳谨”，想来与强势宰相赵普相处尚可，而且亦未见吕、刘二人与李、王、楚、沈诸人交恶相争的记载。可证宋太祖施政以“事为之防，曲为之制”为原则，在放手让赵普“独断政事”的同时，又让其他“旧僚”入掌枢密院，以与中书权力抗衡，即倚重旧日幕僚以掌控东、西两府，使其相互制衡，从而达到乾纲独断之效。宋代皇帝有让执政大臣“异论相搅，即各不敢为非”的传统，由上可知，此传统正源于宋太祖。不过，宋太祖将与赵普关系不佳的“旧僚”放入枢密院，而任命吕、刘二人为参知政事，确实也体现出他的苦心。
至开宝六年八月，赵普罢相；九月，卢多逊为参知政事。卢多逊于后周显德初举进士，历官秘书郎、集贤校理、知制诰、翰林学士。卢多逊“博涉经史，聪明强力，文辞敏给，好任数，有谋略，发多奇中。太祖好读书，每取书史馆，多逊预戒吏令白己，知所取书，必通夕阅览，及太祖问书中事，多逊应答无滞，同列皆伏焉”。尝受诏修《五代史》，待其为参知政事时，“会史馆修撰扈蒙请复修时政记，诏多逊专其事”。因此，自宋太祖云“宰相须用读书人”以后，卢多逊大概可算是首位符合“读书人”要求的宋朝宰执了。南宋吴渊《鹤山集序》有云：“艺祖救百王之弊，以'道理为最上’一语开国，以'用读书人’一念厚苍生。”宋太祖当开国之初，建立统治秩序、安定赵宋政权乃其当务之急，故其所需者乃长于吏干、富有治政经验的“文吏”并为宋朝长治久安计，也要求从根本处着手，“丕变敝俗，崇尚斯文”，而此事的施行实也离不开淹博饱学的“文儒之臣”。其效用如范祖禹上宋哲宗的《劝学札子》所言：“太祖皇帝……晚年尤好读书，尝曰：'宰相须用读书人。’陛下试思太祖此言，宰相既用读书人，则自余执政、侍从之臣，台谏之职，必皆文学之士然后可用，外至州县，亦必由进士出身乃可委以亲民刑狱之任，是朝廷之士皆不可以无学也。”由此奠定了宋朝施行“尚文”国策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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